“你看過今天的晚報了嗎?”他問。聲音沙啞,像是嗓子裡含著一口沙子,和他當年在下議院發表演講時那副渾厚洪亮的嗓音判若兩人。
烏普里愣了一下。他的目光迅速地掃了一眼客廳的窗戶,像是在確認窗簾有沒有拉嚴實。然後他彎腰撿起掉在地上的書,把它放到桌子上,用手指把翹起來的書頁壓平。
“看過了,”他說,聲音壓得很低,措辭突然變得十分謹慎,“下午就看了。”
“那你應該知道,我必須來找你。”迪斯雷利往裡走了一步,柺杖戳在地毯上,沒發出什麼聲響。他的眼睛首首地盯著烏普里,灰藍色的瞳孔在燈光的映照下泛出一種奇異的、近乎透明的光澤,那光澤裡沒有憤怒,沒有指責,只有一種純粹的、急迫的懇求。
“不予置評!烏普里,你我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陛下想讓俄國人放手去幹。他覺得俄國人一旦在巴爾幹站穩了腳跟,就能替他牽制法國。他覺得俄國和法國會互相咬得頭破血流,而我們坐在海這邊,等著撿便宜.......”
“本傑明。”烏普里打斷了他。語氣很輕,像是在叫一個老朋友的名字,但那聲調裡藏著一種小心翼翼的、近乎乞求的意味——不要再說下去了。
迪斯雷利明白烏普里的意思,可他沒有停。
“可是俄國沒有錢!”他把柺杖在地毯上頓了一下,力道不重,但震得地毯上積的那一層薄薄的灰塵微微揚了起來,“俄國的那條鐵路己經快把他們拖垮了,今年的冬季減員率是多少你知道嗎?我還執政的時候看過交通大臣亞麻的報告!裡面寫得明明白白——‘因病減員’,哼,因病減員!那不是一個數字,那是人命!成千上萬條人命填進去,鐵路還沒修好,沙皇又要打仗了!他拿什麼打?拿那些凍死在泥巴里的工人的骨頭打嗎?”
“本傑明!”烏普里又叫了一聲,聲音比剛才大了一些,但更大的音量裡透著的是更深的無力感。他往前邁了一步,伸出手,似乎想去拉迪斯雷利的胳膊,但手伸到一半就停住了,懸在半空中,手指微微蜷縮著,像一隻被風吹落了巢的雛鳥,撲騰了幾下翅膀,不知道該往哪裡落。“你冷靜一下,”他說,聲音重新壓低了,“你冷靜一下。坐下說。坐下說。”
他從茶几上拿起茶壺,給迪斯雷利倒了一杯茶。茶水從壺嘴裡流出來的時候微微晃動著,不是因為他的手在抖,而是因為他整個人都在一種極細微的、幾乎看不見的緊繃狀態裡。
迪斯雷利沒有坐下。他也沒有接那杯茶。他只是站在那裡,雙手撐著柺杖,眼睛一瞬不瞬地看著烏普里。那目光裡既有對英王肯特一世的失望,也有對烏普里的失望。
“烏、烏普里,你發誓!你確定你知道這將意味著什麼嗎!?”迪斯雷利看著烏普里,語氣強硬,“英王陛下年輕氣盛,又不懂目前局勢和政治!但你懂啊!陛下不懂事就算了,你為什麼也要跟著他一起騙自己?”
烏普里的手指在手帕裡絞了一下,然後又鬆開了。他把手帕疊好,放進口袋裡,抬起頭來,透過金絲邊眼鏡看著面前這個蒼老的、因為激動而渾身發抖的人。他的嘴唇動了動,沒有發出聲音。他又把嘴唇抿住了,抿得緊緊的,下巴微微收著,像是要縮回領子裡去。。
客廳裡安靜了很久。壁爐架上的擺鐘還在咔嗒咔嗒地走,一下一下,不急不躁,它不關心俄國,不關心巴爾幹,不關心任何一座即將崩塌的帝國。
“本傑明,”烏普里終於開口了,他的聲音很低很低,低到幾乎要被擺鐘的聲音蓋過去。他摘下了金絲邊眼鏡,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樑,那個動作和他上午走出白金漢宮會議室時一模一樣——鼻樑上的皮膚泛了白,又變紅。“你看看我這個位置,”
他說,拿著眼鏡的手朝房間裡簡陋的陳設比劃了一下,動作小而剋制,“你覺得我是怎麼坐到這個位置上的?”
迪斯雷利沒有回答。
“不是因為我能幹,”烏普里自己回答了,“恰恰是因為我不能幹。或者說——陛下覺得我不能幹。他不需要一個能幹的財政大臣,他只需要一個聽話的。一個在他說話的時候點頭的。一個在他笑的時候跟著笑的。他能容忍我坐在那張桌子邊上,不是因為我懂什麼——我越懂,他越不放心。我越懂,我就越危險。我相信你比我還清楚,首相先生。”
他把眼鏡重新戴上,看著迪斯雷利的眼睛。那雙被鏡片放大了的眼睛裡有一種清清楚楚的、毫不掩飾的東西,那種東西叫恐懼。不是驚慌失措的恐懼,而是一種被反覆驗證過之後、己經沉澱為生存法則的恐懼。
“今天上午,”烏普里繼續說,聲音平穩得近乎冷酷,像是在陳述一筆和自己無關的賬目,“海軍大臣庫拉索說俄國是‘資產’的時候,我敲了一下資料夾。就那麼一下。輕得連坐在我旁邊的人都聽不到。可是我敲完之後,陛下看了我一眼。就一眼。那一眼裡寫的是什麼你知道嗎?不是詢問,不是好奇,是警告。他在警告我不要說任何他不愛聽的話。他是一個君臨天下的國王,不是一個在內閣會議上虛心聽取意見的謙謙君子。他不會來問我的意見。他永遠、永遠不會來問我的意見。我如果把我的意見主動說出來,那就不叫提意見。那叫找死。”
他把“找死”這兩個字咬得很輕,像咬一枚己經含了太久的、過了期的藥片,小心翼翼地不讓苦味擴散得太快。
迪斯雷利聽完這段話,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嘴唇緊緊抿著,抿成一條蒼白而倔強的線,那道線條的弧度沒有變,但他扶著柺杖的手微微鬆了。他慢慢地彎下腰,用手扶著沙發扶手,終於坐了下去。他的身體陷在沙發裡,看起來比站著的時候更小、更乾癟、更像一個風乾了的核桃。軟呢帽的帽簷在他臉上投下一道陰影,遮住了大半張臉,只剩下那隻放在膝蓋上的、佈滿老年斑的手還在燈光下微微發抖。
“那麼,”他開口了,聲音乾澀得像是從砂紙上面刮下來的,“你就什麼都不做?就眼睜睜看著沙皇把俄國拖進泥潭?就眼睜睜看著歐洲大陸上最大的一個帝國徹底碎掉?你知道俄國碎了之後會出現什麼嗎?巴爾幹會變成第二個火藥桶,奧地利那個優柔寡斷的蠢貨只會袖手旁觀,而北德意志......”他在這裡停頓了一下,然後咬著一排整齊的、微微泛黃的假牙,從牙縫裡擠出一句,“你以為普法戰爭贏了就結束了?你沒有見過北德意志法西斯政體新培養出來的軍官團,你沒有見過那些人的眼睛。雖然現在它還趴在地上喘氣,但是它的關節還在動,它的牙齒還完好無損。一旦歐洲大陸出現權力真空,第一個站起來撲上去的不會是法國,而是它。”
他把話說完之後,客廳裡的空氣像是被抽走了一層。一切都變得稀薄而沉重。烏普里靠在書架上,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頭低著,下巴幾乎貼在鎖骨上,一句話也不說。
迪斯雷利看著他的沉默,看了很久。然後他忽然把身體往前傾了傾,兩隻手都壓在柺杖上,做出一個幾乎是乞求的姿勢——這個姿勢對於他這樣的人來說,比任何言語都更屈辱。
他是本傑明·迪斯雷利,維多利亞女王最倚重的心腹,下議院最令人生畏的雄辯家,曾經只用一篇演講就能讓整個議會鴉雀無聲。而現在,他像一個站在門口的乞丐一樣,向著自己昔日的政敵微微傾著身子。
“烏普里,”他的聲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只剩最後一絲沙啞的、微弱的懇切,從喉嚨的最深處擠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淌,“我知道我們之間有過節。我們鬥了二十年。可是那些都不重要了。我不在乎誰贏誰輸,我更不在乎什麼黨派,什麼政見,什麼該死的議會辯論記錄。我只在乎一件事——不能讓俄國就這樣自取滅亡,不能讓我們這一代人親手把一個巨大的火藥桶放在歐洲大陸上然後假裝看不見。你說你不敢對陛下說——可是除了你之外,還能有誰?那些坐在會議桌邊上的新內閣,那群廢物除了跟著陛下點頭傻笑之外,還會幹什麼?只有你還懂。你就算再怕,你也是唯一還懂的人。”
烏普里抬起頭,看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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