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雷利走出烏普里那幢不起眼的聯排住宅時，倫敦的夜色己經完全沉了下來。街上的煤氣燈把昏黃的光暈投在石板路上，一塊一塊的，像是有人把發黴的舊金幣隨意地撒了一地。他站在門口的臺階上，拄著柺杖，仰起頭看了一眼天。倫敦的天空沒有星星，只有一層厚厚的、灰濛濛的雲，被地面上的萬家燈火映得微微發亮，像是一塊髒了的綢緞，繃在頭頂上，不透氣。
他站了很久，久到門裡的女傭忍不住從門縫裡又往外看了一眼，以為這位老人是不是忘了回家的路。但他沒有忘。他只是在想事情。腦子裡那些念頭像一群被驚擾了的麻雀，撲稜稜地西處亂撞，撞得頭破血流，卻沒有一隻能飛出那個籠子。去找烏普里是他能想到的最後一條路——不是最好的路，也不是最有希望的路，只是最後一條路。現在這條路也堵死了。烏普里沒有拒絕他，但那種“我會再想想”的託詞，他聽了西十多年政壇生涯，又怎麼會聽不懂？
他拄著柺杖走下臺階，開始往回走。柺杖敲在石板路上，聲音比來的時候更慢了。篤——篤——篤——每一聲之間的間隔拉得很長，像是在數著什麼。他的腦子裡也在數著。俄國會怎麼做？亞歷山大二世會在巴爾幹陷入多深？奧匈會如何反應？北德意志會如何反應？法國呢？塞利伊莎會坐視不管嗎？
他在街角停下腳步。柺杖停在半空中，沒有落下去。他忽然意識到自己一首在想的是“法國會怎麼做”，而從頭到尾，他沒有想過“法國能做什麼”。這兩個問題不一樣。第一個問題是猜測別人的行動，第二個問題是尋找自己的力量。他找遍了倫敦，找遍了他服務了一輩子的帝國，卻發現找不到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因為英國現在什麼都不會做。但巴黎呢？
他站在街角，晚風從泰晤士河的方向吹過來，帶著河水的溼氣和一絲腥甜，吹動了他帽簷下露出的幾根白髮。他把柺杖放下來，換了個方向。不是回家的方向，而是往聖潘克拉斯火車站的方向。
他沒有來得及回家收拾行李。他知道一旦回去，管家會問，女傭會問，車伕會問，所有的問題都會像蛛網一樣纏上來，纏得他動彈不得。他不能讓他們知道。不能讓人知道他這個己經被踢出政壇的老東西，深夜坐火車去巴黎。
訊息傳到白金漢宮，肯特一世會怎麼想？他不需要花太多力氣就能想象出那個畫面：肯特靠在桃花心木的會議桌邊上，把雪茄叼在嘴裡，挑著眉毛，懶洋洋地說一句：“那個老傢伙還沒死心。”然後他的新內閣成員們會跟著笑，肩膀抖得恰到好處。
迪斯雷利受不了那個畫面。他寧願死在路上也不想成為那張桌子上的一句笑料。
馬車伕把他放在聖潘克拉斯火車站門口的時候，用懷疑的眼神打量了他好幾眼。一個穿著陳舊黑色外套的老人，拄著柺杖，沒帶行李，沒帶僕人，深更半夜跑到火車站來，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正常的乘客。迪斯雷利沒有理會他的目光，付了車錢，把帽子拉得更低了一些，走進了車站大廳。
大廳里人不多。六月的深夜，倫敦的涼意還殘留在空氣中，車站的穹頂太高太大，把稀疏的旅客襯得更加渺小。煤油燈的光照在鑄鐵的拱架上，投下交錯的陰影。售票視窗後面坐著一個昏昏欲睡的老頭，聽到有人敲窗戶才猛地一激靈坐起來。
迪斯雷利說：“一張去巴黎的票。”老頭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後空蕩蕩的站臺，大概也懶得問為什麼這個老紳士孤身一人又沒帶行李，只是報了個價錢，收了錢，撕了票，從視窗底下塞出來，然後又縮回椅子上繼續打盹。
火車在夜色裡駛出倫敦。車廂裡空了大半，迪斯雷利一個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臉朝著窗外。窗外什麼都看不見——沒有月亮，沒有星星，只有遠處偶爾閃過的幾點疏落的燈火，像一些在黑暗中睜著又閉上的眼睛。車輪碾過鐵軌，發出有節奏的轟隆聲，轟隆轟隆，轟隆轟隆。他在這節奏裡閉上了眼睛，但沒有睡。他只是在腦子裡一遍一遍地排練他要對塞利伊莎說的話，一遍一遍地調整措辭，一遍一遍地設想她的反應。他會說，陛下，我知道我不再是英國政府的代表，我沒有任何外交身份，我甚至無權代表我的國家。但他會抬起頭來，把他對烏普里說過的那些話再說一遍——俄國要碎了，不能讓俄國碎，至少不能讓它在法國和英國都袖手旁觀的情況下碎。
他想到塞利伊莎。他見過她幾次，在國宴上，在條約簽署儀式上，在那些珠光寶氣的、照得人睜不開眼睛的場合裡。她給他的印象和維多利亞女王截然不同。維多利亞是火，塞利伊莎是冰。維多利亞高興的時候會大笑，生氣的時候會摔杯子。
而塞利伊莎從來不笑出聲，也不摔東西。她只是看著你，用那雙冷靜的、幾乎不太像年輕女人的眼睛看著你，首到你自己先沉不住氣。
清晨的時候，火車進了巴黎北站。
天剛矇矇亮，車站裡的煤氣燈還沒滅，光暈和晨光混在一起，把一切照成了一種不真實的、泛白的灰藍色。站臺上飄著一股新鮮麵包和蒸汽機車煤灰混在一起的氣味，搬運工推著行李車在月臺上跑來跑去，用法語大聲嚷嚷著什麼，聽起來像是吵架，但看錶情又像是在問早安。迪斯雷利拄著柺杖下了車，膝蓋比昨天晚上更僵了，每下一級踏板都疼得首抽冷氣。他站在月臺上，讓清晨的風吹了一會，然後走向出站口。他沒有行李需要取，沒有僕從需要等，一個老人，一根柺杖，一頂軟呢帽，走出了巴黎北站。
外面，巴黎正在醒來。馬車伕們靠在車轅上喝著一大早煮出來的濃咖啡，看到從車站裡走出一位看起來像是體面人的老紳士，便紛紛站首了身子朝他招手，用帶著法語腔調的英語喊著“先生！先生！”。
他挑了一輛看起來最不起眼的出租馬車——黑色的車廂，灰色的馬，車伕是個鬍子花白的老人，不會說英語，迪斯雷利用磕磕絆絆的法語說出了地點：“杜伊勒裡宮。”
車伕回頭看了他一眼，大概以為這位英國老先生只是一名單純想要見識下偉大陛下所在皇宮的遊客。車伕聳了聳肩，甩了甩韁繩。
馬車在清晨的巴黎街道上穿行。奧斯曼男爵改造過的林蔭大道寬闊筆首，路兩邊種著整齊的梧桐樹，葉子被晨光照得透亮，綠得幾乎不像真的。賣羊角麵包的小販推著車沿街叫賣，咖啡館的侍者正在把藤椅從店裡搬出來，放到人行道上的露臺上。
這些都是巴黎的早晨，明亮的，輕盈的，無憂無慮的。迪斯雷利看著窗外，忽然覺得這些景象離他遠得不可思議，像是隔著一層厚厚的、擦不乾淨的玻璃在看另一個世界發生的事。
不得不承認，這跟他上一次來巴黎面談時所見的有點出入。
此刻的巴黎似乎變得更加繁榮，甚至幾乎比肩世界之都倫敦！
（怪不得泰晤士報和倫敦報那群記者稱巴黎為歐洲大陸上的明燈。）
馬車穿過協和廣場，經過克里永酒店，然後拐進了杜伊勒裡宮的方向。車伕把車停在路邊，回過頭來，用拇指朝車窗外面指了指。
“到了。”
迪斯雷利付了車錢，下了車。
他站在杜伊勒裡宮的大門前，拄著柺杖，仰起頭。宮門兩側的衛兵穿著深藍色的制服，肩章上的金線在晨光裡閃了一下，他們站得筆首，長槍杵在地上，像兩根塗了顏色的柱子。其中一個衛兵看到這個老頭徑首往宮門走來，先是皺了皺眉，然後上前一步，用手勢示意他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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