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的學術生活緊張而充實。林棟哲逐漸適應了“林組長”這個新身份,理論小組的工作在他的推動下初步步入正軌。
格里高利埋首於複雜的場論推導,艾米麗的程式碼開始在叢集上執行第一個拓撲模型,薩米爾則如飢似渴地吸收著多分形與拓撲結合的新知識,連阿歷克斯也提交了一份初步的潛在拓撲材料清單,雖然不甚詳盡,但態度還算認真。
這天下午,他剛從圖書館查閱完一批關於碳材料電子結構的早期文獻回到公寓,書桌上的電話答錄機提示燈正在閃爍。他按下播放鍵,裡面傳來銀行客戶經理禮貌而清晰的聲音,通知他有一筆來自海外的電匯款項己到賬,請他方便時前往銀行確認。
林棟哲心中一動,算算時間,應該是那筆錢到了。
他立刻透過電話銀行系統查詢。當聽到客服人員報出那個精確到美分的數字——12萬8千美元。正是應氏杯冠軍獎金,在扣除了各項稅費和棋院分成後,屬於他的那部分。
這筆錢的到來,讓林棟哲胸口的一塊大石悄然落地。
他的思緒不由得飄回一個月前,在京都,與體委和棋院相關領導的那場談話。
當時,他即將留學,面臨著獎金如何處理的問題。按照當下國家極其嚴格的外匯管理規定,個人持有和使用外匯受到極大限制,如此大額的比賽獎金,通常需要強制結匯成人民幣。
“林棟哲同志,你的成績和貢獻,國家和社會都看在眼裡。”
體委負責財務的一位領導面帶難色,
“但是外匯政策,這是紅線啊。這麼多美金,你要全部帶出去,這……沒有先例,也很難批准。”
林棟哲早有準備,他態度誠懇:
“李主任,我理解國家的規定和困難。但我這次去斯坦福,不僅僅是留學,更是肩負著在基礎科學前沿為國爭光、學習先進技術的任務。索恩教授是凝聚態物理的權威,他的課題組是世界頂尖水平。”
他頓了頓,觀察著對方的反應,繼續道:
“您也知道,搞前沿物理研究,很多時候需要購買一些國內暫時無法生產或者審批流程極長的專用軟體、資料、甚至是一些關鍵的實驗元件。如果全部使用人民幣,且不說兌換額度問題,單是國際匯款和採購的繁瑣手續,就可能嚴重拖慢研究進度。我們在科技上追趕,時間不等人啊。”
他將個人的需求,巧妙地與國家科技發展的宏大敘事捆綁在一起。
“而且,我聽說,像李政道先生推動的CUSPEA專案,以及一些公派訪問學者,國家在必要的時候,也會特批一部分外匯,用於他們在海外的學術活動和必要開支。我這種情況,雖然是個人的獎金,但用途也是為了學術研究,是否可以考慮參照……特事特辦?”
他提到了李政道和CUSPEA,這既是擺事實,也是一種無形的施壓,連國家層面都在想方設法為頂尖學者創造外匯條件,他這位剛剛為國家贏得巨大榮譽的“棋聖”,提出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
那位李主任沉吟了許久,手指輕輕敲著桌面。林棟哲的“棋聖”身份,他在擂臺賽上建立的赫赫聲望,此刻成了一種無形的資本。拒絕這樣一位民族英雄合理的學術需求,於情於理都顯得有些說不過去。更何況,林棟哲言辭懇切,理由冠冕堂皇,完全站在了國家和學術的立場上。
最終,在經過幾次內部討論和請示後,體委和相關部門網開一面,以一種“支援優秀人才海外深造,用於必要學術研究”的名義,特批了這筆外匯的留用和匯出。這其中,固然有林棟哲巧妙運作的因素,但更根本的,是他憑藉自身實力贏得的、足以讓規則為之變通的巨大聲望。
體委這邊的關節初步打通,剩下的就是國內那筆更為龐大的資金,透過國庫券生意積累的,存放在宋瑩和韓春明那裡的一千萬元人民幣。
這筆錢,目標更大,操作起來更需要技巧和渠道。他離國前,就交代了母親和韓春明化整為零,透過多種合規及邊緣渠道,把這筆資金陸續兌換成美元。
這麼大一筆錢,首接走官方渠道不現實。但韓春明利用結交的三教九流和執行力,小心翼翼地操作著。他們有的透過外貿公司虛報進口裝置定金,有的藉助有外匯額度的國企進行“調劑”,有的則透過南方特區日益活躍的地下錢莊……像螞蟻搬家一樣,將這筆龐大的資金,分期分批,繞過嚴格的外匯管制,匯往林棟哲在美國的賬戶。
在80年代末的經濟環境下,總有辦法在政策的縫隙中找到流動的路徑。
此刻,看著銀行賬戶裡那筆實實在在的美元,林棟哲知道,國內的運作也己經悄然啟動。第一筆小額美金或許己經上路,後續的會如涓涓細流,陸續匯入。這筆錢,將是他撬動未來的槓桿。
他拿起電話,撥打起越洋電話。
“媽,是我,棟哲。”
“棟哲!錢收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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