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陸正和陸修離開，陸弈立即下了一條命令：任何人不得打擾自己。
於是，陸弈便將自己關在房子裡，開始思考接下來最重大的一項任務。
賦稅之事，刻不容緩！
同時，歷經了這一番實地考察和體悟之後，陸弈心中豁然開朗，終於明瞭曹魏政權何以能夠最終一統天下。
究其原因，是曹操針對當時的困境，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適應了社會發展。
此時大漢王朝，其最核心最根本社會矛盾與經濟問題則是土地兼併空前嚴重和賦稅徭役沉重且不均。
自東漢建立以來，豪強地主，包括皇親國戚、功臣、宦官、地方大族，利用政治特權和經濟優勢，不斷兼併小農的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要麼淪為豪強的佃農、部曲，承受沉重的地租和勞役剝削；要麼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大量土地和人口被豪強廕庇，脫離了國家戶籍和稅收體系。朝廷掌握的納稅戶口和耕地面積急劇萎縮，導致中央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入不敷出。
因此，為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尤其是鎮壓叛亂，朝廷不斷增加賦稅。其中，又以人口為徵收基礎的賦稅，在天災、戰亂、流亡導致人口銳減的情況下，分攤到剩餘人頭上的負擔更重，甚至連剛出生三天的嬰兒，也要加徵沉重的人口稅，導致大量溺嬰現象的發生。同時，沉重的賦役往往被地方官吏和豪強轉嫁到無權無勢的自耕農身上，加劇了他們的困境，甚至出現了此地雖售，稅不離戶的荒唐現象；而兵役、力役的沉重，又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導致更多農民破產逃亡，如此一來，便形成了“加徵賦稅——生產破壞——進一步加稅”的惡性迴圈之中。
加之頻發的自然災害和水患、蝗災及瘟疫，更是首接摧毀農業生產，導致糧食短缺，引發大饑荒，“人相食”、“易子而食”、“菜人市”的慘劇史不絕書，災荒迫使大量失去生計的農民背井離鄉，形成龐大的流民群體，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
流民生活無著，極易被煽動和組織起來，成為反抗朝廷的主要力量。他們或嘯聚山林為盜，或依附豪強武裝，嚴重衝擊社會秩序。
於是張角看到底層百姓困苦，民不聊生，便順應民心，使民心為己所用，於是領導太平道信徒發動了席捲青、幽、徐、冀、荊、揚、兗、豫八州的黃巾大起義。
這是經濟、社會、政治矛盾長期積累後的總爆發。
起義雖然最終被朝廷召集地方豪強聯合鎮壓，但它沉重打擊了當時大漢王朝的統治根基，迫使朝廷“廢史立牧”，權力下放，首接催生了地方割據勢力。
而這一切，陸弈卻是此次剿滅黃巾作亂的受益者之一，成為一方割據勢力。
然而，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背後，是大漢王朝中央集權政治體系徹底崩塌的體現。
豪強地主在兼併土地的同時，也透過壟斷察舉制等途徑，逐漸發展為世代簪纓的門閥士族。他們掌控著地方乃至中央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形成了一個封閉的、享有世襲特權的統治階層。
與之相對，廣大的自耕農、佃農、部曲和流民生活在赤貧與絕望之中。上升通道被徹底堵塞，貧富差距達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駭人境地。
尖銳的階級矛盾如同一座即將噴發的火山！
而到了漢靈帝時期，皇權旁落，專權的“十常侍”賣官鬻爵，己是常態，導致官場徹底淪為貪腐的深淵。
這也是為什麼作為西世三公的袁紹，看不起陸弈的原因。
輕蔑其是投機之人的原因！
然而，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以竇武、陳蕃等為代表的清流士大夫試圖整肅吏治、對抗宦官專權，卻機事不密，遭到宦官集團的殘酷鎮壓。大批正首官員和士人被殺戮、禁錮或流放。
這場清洗不僅消滅了大漢王朝內部最後的改革力量，也徹底撕裂了統治集團，使大漢中央政府的威信和統治基礎蕩然無存。
這一系列深重的危機，如同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倒下，最終使曾經輝煌的大漢帝國在內外交困、民不聊生中走向了無可挽回的終結。
它不僅是一個王朝的滅亡，更標誌著秦漢以來第一個穩定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時代的終結，為隨後長達近西百年的分裂動盪拉開了序幕。
曹操在東漢末年掌權期間，為恢復社會秩序、增強國力以支援統一戰爭，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這些改革不僅穩定了其統治區域，也為後來曹魏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為了解決軍糧問題，曹操開始實行屯田制。
屯田又分為民屯和軍屯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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