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曹操畢竟從小聰慧，多靈機應變，如詐病於叔父、望梅止渴等，所以其制度雖然很有優勢，卻只是解決當代困境的臨時辦法，堪比飲鴆止渴，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或許，世間諸多制度的形成與完善，皆需歷經歷史的曲折的程序，或上升，或下降。只是一點點小的進步，在歷史長河中，卻是驚起滔天巨浪。在不斷翻湧之中，制度在其間不斷沖刷、沉澱，最終鑄就穩固且適配時代發展的基石。
而且每一項制度的誕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汲取前朝制度精華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如此，制度才能在歷史的土壤中紮根生長，綻放出適應時代的新花朵，引領著社會不斷向前邁進，書寫著人類文明發展的嶄新篇章。
然而，當下世界卻出了陸弈這樣一個BUG，懷揣著兩千多年曆史長河中的浩瀚知識，試圖從這波瀾壯闊的過往中汲取精華，精心構建一套全新的制度。
兩千多年的歷史，是一部波瀾起伏的史詩，其間制度更迭，興衰成敗皆有跡可循。從秦漢的郡縣制到隋唐的科舉制，從宋元的文治到明清的集權，每一次制度的變革都伴隨著時代的陣痛與新生。這些歷史教訓，猶如一座蘊藏無盡的智慧寶庫，等待著陸弈去挖掘。
陸弈此時，宛如暢遊在歷史長河之中，深入剖析過往制度的得失，摒棄那些陳舊腐朽的部分，保留並最佳化適應時代發展的精髓，想要打造出一套契合當下、引領未來的新制度。
一部囊括兩千多年曆史智慧的賦稅制度！
而歷代之賦稅，皆以徵收土地之生產物及人民之勞動力為主，廣義言之，即將兩者合而稱為“賦役”。狹義上講，前者謂之“田租”、“田賦”等，後者稱為“賦役”，又稱“力役”、“搖役”。
所以，要說封建社會改革第一人，當屬商鞅。
商鞅變法始於戰國後期，變法的主要實施者商鞅，原為衛國人，人稱衛鞅或公孫鞅。後因在秦受封商放邑，故而又稱為商鞅。他說服秦孝公，提出變法主張，最終完成以封建制度代替奴隸制度的變革，是中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標誌。
當時，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在經濟上，鐵器和牛耕得到了使用和推廣，水利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土地關係發生了變化，打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裡不謬”的傳統，開始出現了土地自由買賣手工業和商業也產生了變革，“工商食官”的傳統被打破，出現了獨立的手工業部門和私人手工業者階層，商品貨幣關係日趨發達，城市逐漸繁榮。政治上，周初的分封局面被諸侯間的兼併戰爭所打破，諸侯割據稱霸，各種制度和等級秩序遭到破壞。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極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為了早日結束這種現狀，完成大一統，各諸侯國紛紛湧現出社會變革和變法運動的浪潮。意識形態領域中，各種思想和學派互相爭辯，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思想領域裡的變化，都預示著社會將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商鞅變法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併發揮了其巨大的歷史價值，同時基於土地制度變化之上的封建賦稅制度隨著商鞅變法的到來也建立起來了。
農戰論，則是商鞅經濟思想的核心。所謂“農戰”，“農”指發展農業生產，“戰”指對其他諸侯國進行兼併戰爭。
商鞅推行的農戰政策，就是把全國上下的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從事農業生產和戰爭。商鞅提倡農戰政策，主要是為了兼併諸侯統一天下，因此在農和戰之間，他更側重於戰這一方面，而認為農是為戰服務的。重視農業主要是為了加強戰力、保證敵爭的需要。他強調“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要稱霸諸侯，必須發展軍事力量，因此國家必須強兵。要強兵，必須富國，要富國，必須發展農業生產，農業是富國之本。
商鞅變法中的賦稅政策正是圍繞著農戰、以農戰為基礎、為農戰服務的。
賦稅在商鞅的思想裡，只是國家用來調節百姓利益、推行農戰政策的一個有力的獎懲手段變法措施：其一、廢除西周以來的井田制，“為田開葉陌封疆而賦稅平”。“`開籲陌封疆”，就是開啟地界，重新丈量土地。對這一改革，“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決裂籲陌，教民耕戰”。即確立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所有制從法令上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這項財政方面的改革主要是為了達到“賦稅平”的目的。其二、建立縣制。其三、統一度量衡。其西、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其五、遷都咸陽。
商鞅變法的實施，廢除了井田制，建立了封建主義土地私有制度，併為秦國日後兼併諸侯、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關於賦役制度的改革，將賦稅徵收從勞役形式變為實物徵收，徵收物件主要針對田地，不再刻意強調人頭稅，這是人身依附關係較農奴制鬆弛的一種表現。在賦稅與經濟的關係問題上，商軼較之其他人看得更深刻，他不認為賦稅只是有損於百姓利益、有損於經濟發展的消極事物，而是將賦稅政策看作是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一種能動性工具，是國家用來充實財政、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他更看重的是賦稅對經濟的反作用。商鞅實行的賦稅措施，主要是為他的農戰政策服務，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目的。針對這一點，他不主張無差別的薄賦斂，而是根據農戰的需要來決定賦稅的輕重，對農業活動薄賦，對一切非農業活動尤其是商業加徵重稅，這對於促進封建經濟主要部門農業的發展，鞏固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但過分極端的採取重稅打擊工商業，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嚴重影響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也正是中國古代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極端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