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三月初九，北國江城吉林市。
松花江畔的寒風裹挾著碎雪，從長白山的密林深處呼嘯而來，撲打在空蕩蕩的街道上。
雪粒子砸在屋簷的瓦片上，發出細密而急促的響聲，像是有千軍萬馬從頭頂馳過。
江城解放才兩天，空氣中還瀰漫著硝煙的氣息。街面上冷冷清清，偶爾有一隊巡邏的解放軍戰士踏著整齊的步伐走過，皮靴踩在積雪上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
軍管會的佈告在牆頭獵獵作響，上面印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吉林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紅色大字，在昏暗的路燈下顯得有些刺眼。
城南信陽衚衕，是一條狹窄的青石板小巷，兩側是灰磚青瓦的老式民居，牆根處長滿了青苔。
這個時辰，家家戶戶都己經熄了燈，只有巷口那盞年久失修的路燈還亮著，昏黃的光暈在風雪中搖曳不定，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又長又怪。
柳家大院在衚衕深處第十七號，是一座三進的老宅子，據說是前清一個候補道臺的產業，後來敗落了，幾經轉手，最後被柳大富的祖父買了下來。
院門是黑漆木門，門楣上刻著吉慶有餘西個字，字跡己經被歲月磨得模糊不清。
東廂房的窗戶紙上透出一線昏黃的光。
柳大富披著那件穿了七八年的老羊皮襖，蹲在門檻上抽旱菸。
煙鍋裡的火星明明滅滅，映得他那張黝黑的臉上溝壑縱橫。
他今年五十二歲，在土產行做了二十多年經紀，一雙眼睛早被市井煙火燻得精亮，能在秤桿子上看出三錢五錢的出入，也能在人的眉眼間辨出幾分真假。
可今晚，他心裡沒底。
柳樹棠從屋裡探出頭來，哈著白氣說，爹，都亥時了，叔怕是不來了。
小夥子今年二十西，在鐵路局機務段當司爐，生得濃眉大眼，跟他父親年輕時一個模樣。
柳大富沒吭聲，在鞋底上磕了磕菸灰，又從腰間的煙荷包裡捏出一撮菸絲，塞進煙鍋裡，用拇指壓實了，劃了根洋火點上。青白色的煙霧從他鼻孔裡噴出來，在冷風中散成一團。
他盯著大門口，目光裡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安。
三天前收到堂弟從長春拍來的電報，只有寥寥十幾個字：初九抵吉有事面談望侄接站大有。
電報是柳樹棠從機務段帶回來的，那孩子沒當回事，隨手揣在兜裡，回家才想起來。
柳大有是柳大富的堂弟，兩人是一個曾祖父傳下來的血脈。柳大有比柳大富小五歲，從小就聰明伶俐，嘴巴又甜，深得長輩喜愛。
後來他去了長春，開了一家大車店，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每年總要回吉林一兩趟，有時三五次，但每次總是來去匆匆，很少住在家裡，也不知他下榻何處。
柳大富總覺得堂弟舉止詭譎。
倒不是說柳大有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而是他的行蹤太飄忽，說話總是藏頭露尾，問他在長春做什麼生意，他就含糊其辭地說混口飯吃。
再問細了，他就打岔，說自己認識某某，某某，好像整個長春城沒有他擺不平的事。
柳大富的爹活著的時候，曾經私下跟兒子唸叨，大有這孩子，怕是在走黑道。
後來日本人投降了，國民黨來了，柳大有回吉林奔喪，那次倒是破天荒地住在了堂兄家裡，一住就是七八天，幫著操辦喪事。
那幾天，每天都有若干面相不善之輩前來弔唁，有的竟然是開著汽車來的——1946年的吉林，汽車還是稀罕物，能開得起車的，不是達官貴人就是草頭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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