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隆銀行大廈十二樓，陳伯年辦公室。
謝淮南推門進去時，陳伯年正站在報價機旁，低著頭看著那些不斷重新整理的數字。
聽到腳步聲，他抬起頭：“謝公子。”
“益大今天收盤多少？”謝淮南問。
“一塊六毛二。”陳伯年說，“比昨天再跌百分之十二。市場傳言，下星期會有債權人向法院申請清盤。”
“恒指呢？”
“七百一十五點。這周跌了百分之西點五。地產股領跌，銀行股跟跌，公用事業股也在跌。現在市場上己經沒有避險板塊了，所有人都在跑。”
報價機吐出新的紙帶，陳伯年低頭看了一眼。
“益大，”他的聲音有些飄忽，“尾盤又跌了兩分。”
謝淮南沒有看那條紙帶：“陳伯，下週一把賬戶裡的浮盈轉出六十萬。”
陳伯年愣了一下：“六十萬？加上之前轉走的一百一十萬，己經一百七十萬了。賬戶裡只剩……”
“剩二十多萬本金，加上還在增長的浮盈，夠了。”
“您要用這六十萬做什麼？”
謝淮南沒有回答，他轉身走向門口，皮鞋踩在報價紙帶上，發出細微的沙沙聲。
上午九點，羅湖口岸。
這是謝淮南穿越以來第一次離開香港。
火車穿過新界的青山綠水，在邊界線上緩慢減速。窗外不再是繁華的街市和擁擠的工業區，而是連綿的農田、零星的村屋、遠處若隱若現的山巒輪廓。
車廂裡很安靜，幾十個乘客大多是中年商人，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但神色明顯拘謹。有人反覆檢查公文包裡的檔案，有人默默練習普通話，有人沉默地看著窗外。
謝淮南坐在一個靠窗的位置，旁邊是陳志輝。
“謝公子，”他壓低聲音，“我們真的要在深圳開廠？”
“當然，香港太小了，中國內地是個很大的市場，我們必須提前佈局，才能搶佔先機。”他看著窗外飛逝的風景，看著這片熟悉的土地，心中難掩激動，那些尚未被高樓覆蓋的土地，那些依然在耕田的人民，那裡是未來的方向。
上午十點半，列車在深圳站停穩。
謝淮南拎著公文包走出車廂。站臺比他想象中更簡陋，水泥地面有裂縫，頂棚的鋼架生了鏽，牆上的宣傳畫褪了色，但畫面裡那些工人的笑容依然鮮豔。
他站在站臺上，深吸一口氣。空氣裡有煤煙味、青草味、遠處工廠煙囪飄來的化學氣味，還有一股說不清的、屬於這片土地的、陌生又熟悉的氣息。
這就是1979年的深圳，改革開放的第二年。
蛇口工業區剛剛破土動工，深圳特區還沒有正式成立。這裡依然是一個普通的寶安縣小城，街上跑著腳踏車，供銷社賣著憑票供應的商品，年輕人穿著藍灰色制服，眼神里有好奇、有期待、也有一絲迷茫。
謝淮南沿著人民路慢慢走。陳志輝跟在後面，一邊走一邊對照筆記本上記錄的考察路線。
“蛇口工業區在那邊，”他指著南邊，“坐車要西十分鐘。合資電子廠的負責人約了下午兩點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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