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千里西行
外面的風帶著初春的寒意，吹在他的臉上，讓他發熱的腦子，清醒了幾分。他攥了攥手裡的檔案袋，心裡沒有絲毫的畏懼，只有一股躍躍欲試的興奮。
他不怕危險，不怕艱苦，他怕的，是沒有機會證明自己的忠誠，沒有機會建功立業。
只是，在轉身坐上黃包車的時候，他的腦子裡，閃過了一個人的影子，許寶鳳。
他離開重慶，已經快很久了。這兩年裡，他託重慶站的人，打聽過好幾次她的訊息，可每次得到的回覆，都是查不到。當年他走的時候，讓小劉把三根金條轉交給她，可後來小劉跟著阮清源去了前線，戰死了，那筆錢和信，到底有沒有交到她手裡，他都不知道。
重慶站的人說，他走了之後沒多久，許寶鳳就從那間公寓裡搬走了，沒人知道她去了哪裡。有人說，她跟著一個親戚去了香港；有人說，她回了上海，找她的姑母去了；還有人說，她跟著一群進步青年，去了延安。
最後這個說法，每次聽到，他的心裡都會“剪不斷理還亂”。
他怕她真的去了延安。怕她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裡，被那些所謂的“進步思想”蠱惑，走上了和他完全對立的路。更怕的是，萬一有一天，他們在戰場上，在某個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敵人的身份，面對面地站著。
可那時候，他只是想想而已。他覺得，世界那麼大，延安那麼大，就算她真的去了延安，他們也未必會碰到。更何況，他這次去延安，是去潛伏的，是去當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學教員，他會把自己藏得嚴嚴實實的，就算她真的在延安，他們也不會有交集。
他把這點轉瞬即逝的念頭，壓在了心底最深處。對他來說，任務永遠是第一位的，黨國的事業，永遠是第一位的。兒女情長，只會影響他的判斷，只會成為他的軟肋。他不能讓這些東西，干擾了他的任務。
三天後，李涯按照計劃，離開了天津。
他換掉了平時穿的長衫和西裝，穿上了一件半舊的藍布長衫，裡面是洗得發白的襯衣，腳上是一雙舊布鞋，手裡拎著一箇舊皮箱，裡面裝著幾件換洗衣物，還有那些偽造的身份材料，和幾本舊書。頭髮剪得短短的，臉上故意抹了點灰塵，看起來風塵僕僕，和那些一路流亡。投奔延安的青年教員，沒有任何區別。
從天津到西安，這一路，走了整整十二天。
路上並不太平。日偽的關卡，盤查得很嚴，尤其是對來往的青年學生，更是盯得緊。李涯憑著自己多年的行動經驗，還有提前打磨好的身份，一次次地應付了過去。他說話帶著保定口音，說起淪陷區的遭遇，悲憤又無奈，拿出的身份證明，天衣無縫，那些偽軍和日本兵，也看不出什麼破綻，只能放他過去。
除了日偽的盤查，路上還有很多意外。鬼子的空襲，時不時就會來一次，火車一停，所有人都要往路邊的溝裡跳，好幾次，炸彈就落在離火車不遠的地方，震得地動山搖，碎石和泥土濺了他一身。還有路上的土匪，專門劫殺過往的行人，他靠著自己的槍法和身手，躲過了好幾次麻煩。
路上，他遇到了幾個和他一樣，要去延安投奔革命的青年。有學生，有教員，還有工廠裡的工人，他們一路結伴而行，互相照應。李涯和他們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既不顯得孤僻，也不太過親近。聽著他們聊延安，聊革命，聊對未來的憧憬，他只是安靜地聽著，偶爾附和一兩句，說自己也是想去延安，為抗日出一份力，教孩子們讀書。
他的話不多，態度謙和，做事沉穩，路上遇到什麼麻煩，他總能冷靜地想出辦法，幫大家解決。同行的幾個青年，都很信任他，覺得他是個靠譜的老大哥。可他們不知道，這個看起來溫和穩重的馮老師，心裡想的和他們完全是兩回事。
李涯一路都在觀察，觀察這些青年的言行，觀察路上的情況，這些資訊，他都默默記在心裡，等以後到了延安，再一起傳遞出去。他的職業習慣已經刻進了骨子裡，哪怕是在趕路，也從來沒有放鬆過警惕和觀察。
十二天後，他終於抵達了西安。
西安城裡，到處都是穿著軍裝計程車兵，到處都是從淪陷區逃過來的難民，街面上亂糟糟的，卻也透著一股抗戰的緊張氣息。他按照提前得到的地址，找到了七賢莊——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這裡是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前往延安的必經之地。所有要去延安的人，都要在這裡登記稽核，開介紹信，才能前往安吳青訓班，或者直接去延安。
李涯站在七賢莊的門口，深吸了一口氣，壓下心裡的情緒，拎著皮箱，走了進去。
辦事處的院子裡，人來人往，都是來登記的青年，還有穿著八路軍軍裝的工作人員，忙忙碌碌的，卻井然有序。接待處的視窗前，排著不長的隊伍，李涯排在後面，安靜地等著，同時不動聲色地觀察著周圍的環境，觀察著工作人員的言行，觀察著院子裡的佈防。
很快，就輪到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