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天剛亮許寶鳳就揹著帆布包出門，帶著筆記本和鋼筆走遍了璧山縣城的每一個角落。
她去了臨時收容所，採訪那些從淪陷區逃難過來的老百姓，聽他們講鬼子投降後，他們是如何從淪陷區逃出來的，路上經歷了什麼，如今在收容所裡，吃得飽不飽，住得暖不暖，未來有什麼打算。她坐在冰冷的地上，聽著那些老人、婦女、孩子，哭著講他們的遭遇，手裡的筆不停，把每一句話，都記了下來，眼眶紅了一次又一次。
她去了鄉下的鄉鎮，採訪那些土地被佔、房屋被封的農民。
鬼子投降了，可那些跟著鬼子做了漢奸的地主鄉紳，搖身一變，成了“曲線救國”的功臣，依舊佔著老百姓的地，收著高額的租子。接收的大員來了，又把好的田地、房產都查封了，說是“敵偽資產”，老百姓連自己種了一輩子的地，都種不了了。她跟著農民們，去看那些被荒草覆蓋的田地，聽他們哭著說，勝利了，怎麼日子反而更難過了，她握著筆的手，指尖都在發抖。
她去了傷兵安置所，採訪那些從前線下來的傷兵。他們大多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有的瞎了眼睛，有的斷了胳膊腿，有的被子彈打穿了肺，日夜咳嗽，喘不上氣。他們打了八年、十西年的仗，把青春、把健康、把一輩子都搭在了戰場上，如今卻被扔在安置所裡，缺醫少藥，吃不飽飯，沒人管沒人問。
一個斷了雙腿的上等兵，才二十歲，河南人，從淞滬會戰就開始打鬼子，身上中了七槍，丟了兩條腿。他坐在木板床上，看著許寶鳳，笑著說：“記者同志，我不後悔，鬼子是我們打跑的，值了。就是……就是我爹孃還在河南老家，不知道還活著沒，我現在這個樣子，連給他們養老送終，都做不到了。”
他笑著說，眼淚卻順著臉頰，掉在了空蕩蕩的褲管上。
許寶鳳坐在他對面，手裡的筆記本，被眼淚打溼了一片，暈開了紙上的字跡。
她每天都要跑到天黑，才回到旅館，累得渾身都散了架，卻依舊會點亮油燈，坐在桌前，把白天採訪到的內容，一字一句地整理出來，寫成稿子。常常寫著寫著，天就亮了。
旅館的條件很差，夜裡經常停電，一停電，整個小樓就陷入一片漆黑，只有她房間裡的油燈，還亮著一點微弱的光。隔壁的兵營，夜裡永遠有動靜，換崗的口令，深夜緊急集合的軍號，巡邏士兵的腳步聲，時時刻刻都在耳邊。可許寶鳳卻一點都不覺得吵，反而覺得很踏實。
這些聲音，來自那些打跑了鬼子，守護了這片土地計程車兵。
日子一天天過去，她的稿子，也寫了厚厚的一沓。她的採訪越來越深入，接觸到的人和事，也越來越複雜，甚至觸碰到了接收大員和地方鄉紳勾結，侵吞敵偽資產、剋扣傷兵撫卹金的內幕。她知道，這些稿子，寫出來，登出去，會惹上大麻煩。可她依舊一字一句，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她是新聞人，記錄真相是她的天職。她也是一名共產黨員，為老百姓發聲，是她的信仰。能用這個身份做自己的真正想做的事，真好。
到璧山的第十天，夜裡下起了雨。
淅淅瀝瀝的敲在木格窗上，發出沙沙的聲響。雨越下越大，風裹著雨水從窗縫裡鑽進來，吹得油燈的火苗不停搖曳，忽明忽暗。
就在這時，“啪”的一聲，整個旅館的燈，瞬間全滅了，是停電了。
這本就是常有的事，旅館裡也沒什麼人抱怨，只有樓下傳來老闆罵罵咧咧的聲音，罵了兩句，也沒了動靜。整個小樓，瞬間陷入了一片漆黑，只有許寶鳳房間裡的油燈，還亮著一點昏黃的光，在無邊的黑暗裡，像一顆孤零零的星。
雨還在下，越下越急，敲打著屋頂和窗戶，嘩啦啦的聲響，淹沒了隔壁兵營的動靜。
許寶鳳坐在桌前，沒有被停電影響，依舊藉著油燈的光，繼續寫著稿子。她正在寫傷兵安置的深度調查，白天採訪到的那些事，那些年輕士兵的臉，那些淌著血的眼淚，在她的腦子裡揮之不去，筆尖劃過紙頁，寫得又快又急。
不知不覺，己經是深夜了。
油燈裡的油，己經燒了大半，火苗越來越小，光線也越來越暗。許寶鳳放下筆，揉了揉發酸的手腕，拿起桌上的搪瓷缸，想倒杯水喝，才發現杯子己經空了。
她站起身，拿起搪瓷缸，推開房門，想去走廊盡頭的茶水間，倒點熱水。
走廊裡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只有她房間裡透出來的一點油燈的光，勉強照亮了腳下的路。木樓梯踩上去，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在寂靜的雨夜裡，格外清晰。雨水順著走廊的屋簷滴下來，滴答滴答的，混著風聲，在耳邊響著。
她剛走了兩步，就看見走廊的另一頭，也亮起了一點微弱的光。
是火柴劃亮的光。
一點橘紅色的火苗，在黑暗裡亮了起來，隨即，點燃了一盞馬燈。昏黃的燈光，瞬間照亮了那一小片走廊，也照亮了那個站在燈光下的人。
是個年輕的軍官。
他站在走廊的窗邊，背對著她，剛推開窗戶，似乎是想出來透氣。身上穿著一身筆挺的黃綠色軍裝，肩上扛著少校的軍銜，身姿清瘦挺拔，像一株雨後的白楊，站得筆首，哪怕只是一個背影也透著一股軍人特有的沉穩與剋制。
。來過轉緩緩他，聲步腳見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