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銀行的時候,日頭正毒,她用手帕遮著臉,慢慢往回走。心裡己經盤算了好幾處住處,北角那邊的房子新點,也安靜,大多是正經住家戶,不像西環這麼魚龍混雜。就是房租貴點,可安全要緊。為了孩子,貴點也值。
接下來的幾天,她每天等下午太陽斜了,涼快些,就出去看房子。
挺著還沒顯懷的肚子,走街串巷,看了一處又一處。要麼太偏,晚上黑燈瞎火的不安全;要麼太貴,租金貴得離譜;要麼房東見她一個女人懷著孕,還沒個男人陪著,不肯租,怕在屋裡生孩子,沾了晦氣。
跑了快一個禮拜,鞋底都磨薄了一層,才在北角的石塘街看中一處小公寓。
在二樓,獨門獨戶,一扇朝東的小陽臺,能曬到上午的太陽。屋裡統共一間臥房帶個小廚房,廁所是獨用的,不大卻很乾淨。後面就是菜場,買東西方便。左右鄰居都是做小生意的人家,拖家帶口的,看著安生。房東是個潮汕老太太,說話軟軟的,看著她仔細,問了幾句家裡的情況,許寶鳳只說先生在北邊做生意,過陣子就過來,老太太便笑著點了頭,也沒多追問。
房租比唐樓貴了一倍還多,還要先交三個月押金。許寶鳳咬咬牙,還是交了定錢。
她想,等孩子生下來,總要有個敞亮的地方。李涯留的錢省著點用,夠撐個三五年。實在不行,她還能做點針線活,繡點帕子、縫補衣裳,也能貼補點家用。她什麼苦都吃過,不怕難,就怕孩子受委屈。
定了房子的那天下午,她回到唐樓收拾東西。
東西不多,一個皮箱就裝完了。幾件換洗衣裳,一沓沒寄出去的信,還有那枚素圈金戒指,用手帕包好貼身放著。
李涯給她留的存單和金條,早就縫在了棉襖的夾層裡,針腳細細的貼著心口。
收拾到書桌的時候,她拿起桌上的半瓶墨水,還有一沓毛邊紙。都是來香港之後買的,寫了滿滿一箱子沒寄出去的信,寫天津的雪,寫香港的雨,寫肚子裡的孩子,寫她等著他。
她把信紙疊得整整齊齊,放進皮箱最底層,壓在衣裳下面。
這些信,等他回來了,慢慢給他看。
許寶鳳站在窗邊,看著樓下巷子裡來來往往的人。賣涼茶的攤子支在路口,幾個苦力光著膀子喝茶;報童舉著報紙跑過,喊著最新的訊息,聲音嘶啞;拎著菜籃子的婦人匆匆走過,臉上都是過日子的焦灼。
1948年的夏天,到處都是亂鬨鬨的。
人人都在熬,都在等,不知道等什麼,也不知道等來的是什麼。
她抬手,輕輕放在小腹上。那裡安安穩穩的,是她的孩子。
“我們很快就搬新家了,”她輕聲說,“有太陽,有陽臺,比這兒好多了。”
“等你出生,媽媽教你唱歌,教你認字。等爸爸回來了,我們一家三口,好好過日子。”
風從窗縫吹進來,帶著點潮氣,拂動她額前的碎髮。
遠處的碼頭傳來汽笛聲,悶悶的,是出海的船。都是往南洋去的,也有往北邊去的貨船,冒著黑煙,慢慢消失在海平線上。
也不知道,有沒有往天津去的船。也不知道,天津那邊,現在怎麼樣了。
許寶鳳靠在窗框上,望著遠處灰濛濛的海平線,眼神很堅定。
她知道,往後的日子,還是要一個人撐。生孩子,養孩子,柴米油鹽,兵荒馬亂,都得她自己扛。
她轉過身,繼續收拾東西。小小的皮箱,裝著她全部的家當,也裝著她全部的念想。
過幾天就搬去北角,換個地方,換個活法。好好養孩子,好好等李涯回來。
不管等多久,不管多難。
窗外的太陽慢慢沉下去,染得天邊一片橘紅。唐樓裡的燈一盞盞亮起來,昏黃的,細碎的,像散落在人間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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