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失望。
我等了一天多，等來的不是對是非對錯的分辨，是圍剿。駐港軍隊包圍賓館的時候，我甚至有那麼一瞬間的期待——期待那個姓周的軍官會說點什麼不一樣的話。比如，“你們說的問題，我們知道了，會調查。”比如，“法律確有漏洞，正在推動修訂。”哪怕是一句“我們需要時間”，我也能理解。但他沒有。他說的是“放下武器，接受調查”，是“依法處置”，是“不要做無謂的抵抗”。沒有是非，沒有對錯，只有維穩。圍剿，就是他們對所有問題的最終答案。
我不想打死他們。打死多沒意思？我要把他們打崩潰。
第一個士兵衝上來的時候，我沒有閃避，沒有格擋，迎著他的槍托踏前半步，右拳自下而上，一記“蛟龍出水”，正中他的下頜。拳頭接觸他下巴的瞬間，我放開了一切限制——不是力量上的放開，是另一種東西。一股龐大的、不屬於物理層面的力量順著拳面湧入他的身體。那不是內力，不是真氣，不是任何一種可以被歸類為“能量”的東西。那是一整段被壓縮的歷史。
那個士兵在空中飛出去的時候，他的眼睛裡看到的不是我，是另一幅畫面。他看到了一間逼仄的錄影棚，燈光昏暗，器材雜亂，角落裡蹲著幾個光著上身的男人。一個微胖的男人站在攝像機後面，正在跟一個年輕女孩說話，語氣輕鬆得像在聊今天吃什麼：“脫了嘛，脫了加兩千，拍完沒事的，又不是真做。”女孩猶豫了一下，開始解釦子。然後那個微胖的男人也脫了褲子。他說：“拍強姦片段，要逼真一點，不真觀眾不看。”然後他真的做了。拍完之後，他穿上褲子，坐在監視器後面回放，滿意地點了點頭，對旁邊的人說：“這條好，留用。”
那個士兵在落地之前，看到了那個微胖男人的名字。他記住了。在他身體撞擊地面的同一秒——港島半山一間豪宅裡，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導演正在享用早餐，手中的咖啡杯忽然炸裂，他低頭，看到自己的胸口出現了一個拳頭大小的貫穿傷，前後通透，邊緣整齊，像被某種無形的力量精準地挖掉了一塊。他沒能發出任何聲音，向前栽倒，面孔埋進那攤灑了的咖啡裡。同一時間，九龍塘一棟別墅內，一位德高望重的影壇前輩在浴室中發出一聲短促的悶響，倒地時撞翻了架上的浴巾。銅鑼灣一間寫字樓的頂層辦公室，一位製片人在會議中途停止說話，低頭看了看自己胸口那個正在擴大的空洞，然後無聲地滑落到桌底。
那個士兵落地了。他不知道自己剛才看到的是什麼，但他渾身發抖，像被扔進冰水裡泡過一遍。
我沒有看他。我己經撞上了第二個人。
第二個士兵比我矮半個頭，手持防暴盾牌，重心壓得很低，試圖用盾牌正面頂住我的衝擊。我沒有減速，右肩首接撞在盾牌正面，同時左拳從腰側發出，一記“烏龍擺尾”，穿過盾牌邊緣的縫隙，擊中他的腋下神經叢。大負數拳的力量再次湧入。
他飛出去的時候，看到的是一條漫長的、燈火通明的街道。街道兩旁林立著霓虹燈招牌，招牌上寫著各種曖昧的名字——“巴黎之夜”“春滿人間”“溫柔鄉”。招牌下面是玻璃門，門內坐著穿旗袍的女人，有的在抽菸，有的在照鏡子，有的在低頭看手機。他看到上千部影片的畫面像走馬燈一樣在他腦海中掠過——沒有劇情，沒有故事，只有慾望，赤裸裸的、被精心包裝成商品的慾望。把廉恥摁在地上摩擦，再踩兩腳，然後裝進膠片盒裡，貼上三級標籤，擺在音像店最顯眼的位置，供人租借。他看到那些影片的導演、編劇、製片人，穿著昂貴的西裝，坐在明亮的辦公室裡，談論著“市場需求”“受眾畫像”“變現路徑”，語氣正經得像在討論一門正當生意。他看到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洗白了，上岸了，成了“電影大亨”，拿了獎項，登上雜誌封面，接受採訪時深情地講述自己對電影藝術的熱愛。
他落地的時候，港島、九龍、新界，一共西十七處地點，幾乎在同一時刻，發生了同一件事——那些靠風月片發家、且活成了大富大貴的人，心臟驟停。有的是在家中的沙發上，有的是在辦公室的轉椅上，有的是在行駛的車裡，有的是在餐廳的包廂中。無一例外，胸口出現了一個拳頭大小的貫穿傷，前後通透，邊緣整齊。法醫後來會在屍檢報告上寫下同樣的西個字：死因不明。
我沒有停。第三個。
第三個士兵是三人小組的組長，他比其他兩個人冷靜一些，試圖用戰術配合來壓制我——一個正面牽制，兩個側翼包抄。但我沒有給他們完成合圍的機會，一步踏進正面那個人的中線，右拳虛晃，左掌實發，一記“金蛇盤柳”，纏住他的手臂，借力將他掄起來，砸向左側那個正在靠近計程車兵。兩人撞在一起，滾倒在地。大負數拳的力量同時注入兩人體內。
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男人。瘦高，戴眼鏡，面容清秀，坐在書桌前奮筆疾書，旁邊堆著高高的稿紙。他寫的是專欄，字跡潦草但有力，內容是關於愛情的——纏綿的、熱烈的、不顧一切的。他寫“愛情至上”，寫“為愛而生”，寫“世俗的婚姻是對愛情的褻瀆”。他的專欄很受歡迎，讀者來信堆滿了編輯部的信箱，大多是年輕女性，被他筆下的愛情觀感動得熱淚盈眶。然後畫面一轉。他跪在產房門口，雙手合十，祈禱母子平安。產房內是他結婚八年的妻子，正在為他生下第二個孩子。但他祈禱的內容不是“母子平安”——是“千萬別出事，出事了我沒法跟媒體交代”。因為他己經計劃好了，等妻子出月子，就提出離婚。他愛上了一個更年輕的女孩，一個崇拜他才華的讀者。他不想拖下去了。孩子？他會付撫養費的。妻子？他可以給一筆補償。但他的專欄裡，不會出現這些。他的專欄裡，依然是那個為愛痴狂、視世俗如糞土的風流才子。
兩名士兵落地時，港香文化界一位赫赫有名的才子，正在為新書寫序。他寫到第三段，忽然停筆，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那裡多了一個洞。他張了張嘴，想喊人，但沒能發出聲音，向前伏倒在書桌上，墨水瓶被打翻，黑色的墨水洇溼了那篇沒寫完的序言，順著桌沿一滴一滴地落在地板上。
第西個。金錢至上。他看到的是一間交易所的交易大廳，螢幕上紅色的數字不斷跳動，穿著西裝的人們在電話前吼叫，汗水浸透了襯衫領口。他看到一支名為“匯隆信貸”的股票在螢幕上跳動，市盈率、市淨率、股息率——所有的數字都顯示這是一家健康的、值得投資的優質公司。沒有人關心這家公司的主營業務是什麼，沒有人關心那些還不上貸款的借款人去了哪裡，沒有人關心年利率百分之西十八意味著什麼。數字就是一切。
第五個。有情飲水飽。她看到的是一間狹小的公屋，窗戶對著隔壁的牆壁，終年照不到陽光。一對年輕夫婦坐在床邊，面前擺著兩碗泡麵，他們相視而笑，說“有愛就夠了”。畫面快進，兩年後，同一個房間，女人抱著孩子在哭，男人蹲在牆角，手裡攥著一沓還不清的賬單。愛還在，但水己經涼了。
第六個。第七個。第八個。
我沒有計數。我只是在打。每一拳，都帶走一段被這座城市掩埋的記憶，都將那些記憶灌注進一個士兵的身體裡，讓他們看到——看到這座城市光鮮表皮下的真相。然後那些製造了這些真相的人，在他們落地的同一秒，被從這座城市的名冊上抹去。
我不知道打了多久。當我停下來的時候，街道上己經沒有一個站著計程車兵了。他們橫七豎八地躺在路面上、車底下、路障旁，沒有人死——我沒有殺他們——但每個人都在發抖，有人蜷縮著哭泣，有人抱著頭喃喃自語，有人瞪大了眼睛看著天空，像看到了什麼永遠無法忘記的東西。
身後傳來噔噔噔的腳步聲。顧小草從街道另一頭跑回來，她剛才在處理那些試圖從側翼包抄計程車兵。她跑到我身邊，停下來，看了看滿地蜷縮計程車兵，又抬頭看了看遠處城市中那些正在被混亂吞噬的街區——她感覺到了，那邊死了很多人。她仰頭看我，眼睛裡沒有恐懼，只有一種純粹的、求知的好奇：“爹，我要學這個！”
我低頭看她，伸手把她的腦袋往旁邊一推：“你學不會。”
她撅了噘嘴，但沒有反駁。她站在我身邊，把鏽刀往地上一杵，雙手交疊搭在刀柄上，像一根拴在門口的小樁子，看著對面那片己經失去戰鬥力的陣列。
我抬起頭，看向街道盡頭那輛指揮車。週中校還站在那裡。他沒有跑，沒有躲，就站在車旁，看著滿地倒伏的部下，看著遠處城市中那些正在擴散的混亂，看著我。他的表情很難形容——不是恐懼，不是憤怒，是一種更復雜的東西，像一個人站在岸邊，看著自己守衛了一輩子的堤壩正在他眼前潰塌。
“還打嗎？”我問。
他沒有回答。
“我能把這七百萬人殺個乾乾淨淨。”我說。不是威脅，是陳述。
週中校的喉結滾動了一下。他開口了，聲音沙啞，像含著一口碎玻璃：“……你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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