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風從街口灌進來，帶著燒烤攤的煙火氣和晚高峰尾氣的餘熱。我走得很慢，人字拖在人行道上啪嗒啪嗒響，像某種懶散的節拍器。
李清照跟在我身側半步之後。她的腳步比我輕得多——不是刻意放輕，是還沒適應現代鞋底的橡膠觸感，每一步都像在試探地面是不是實的。她的頭從左轉到右，從右轉到左，像一隻被扔進萬花筒裡的貓。霓虹燈、廣告牌、紅綠燈、便利店的白光、櫥窗裡的塑膠模特、地上溼漉漉的井蓋印著“汙”字——每一件東西都在拽她的視線。
“……那個會動的畫框裡，是有人在裡面嗎？”
“那是電視。裡面沒人，是訊號。”
“訊號？”
“回頭再解釋。”
她沒追問，但眼睛還是黏在沿途的每一塊螢幕上，像在讀一本無限厚的書。
又走了一段，她忽然開口，聲音裡帶著一種奇怪的平靜：“上一個像你這麼幹的，叫黃巢。”
我腳步沒停，偏頭看她一眼。
“別人給他畫了一條路，他怎麼走也走不通——就把畫路的人揚了。”她說完，自己先笑了一下，不是嘲笑，是某種“歷史押韻”的感慨，“你沒看懂？”
“確實沒看懂。”我說。
“文化的目的是什麼？”她問。她不是在考我，是真的在問——問一個她自己也想了很久、沒想透的問題。
“呃——讓人富有？”我隨口答。
她搖頭：“不止。文化是依附人類存在的。它的目的只能有一個——讓人過得更好。科舉，武舉，秘方，手藝，行規，甚至你們現在說的‘賽道’——這些都是通往‘更好’的路。”
她頓了頓：“路，堵了。”
“黃巢那時候，路堵了。”我說。
“這裡的路，也堵了？”她偏頭看我。
我想了想：“堵了一半。”
“何解？”
“這裡的人，西六分流。高考那條路是通的——西成人能走過去。剩下六成，路標上寫著‘勤勞致富’，走過去才發現是斷頭路。”我踢開腳前一粒石子，“不是沒路，是指路牌是假的。”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問了一個我以為她不會問的問題：“那個‘教育創傷應激綜合症’——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
她沒立刻接話。又走了幾步，才輕輕說了一句：“你還真脆弱。”
我笑了一下：“我硬得很。你根本不知道我面對的是什麼。”
她沒反駁。
就在這時，前方路邊，一盞路燈照不到的陰影裡，傳來一個聲音——蒼老，但不虛弱，像舊書頁翻動時的沙沙聲：
“小友說的很對——文化的目的是讓人過得更好。”
我停下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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