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兩個李清照的難度不大。她的思想本就超越時代，又遭遇感情破裂——或者說，她終於親眼確認了那場破裂的存在。確認了，反而輕鬆了。人最怕的不是壞結果，是懸而未決。趙明誠那頓揍，把她心裡最後一根繃著的弦鬆下來了。她揍完，出了汗，呼吸勻了，眼神清了。李易安坐在椅子上看完那場揍，看完自己被棄城而逃的丈夫像條死狗一樣蜷在地上，心裡的某個東西也斷了——不是悲傷，是最後那點“或許他有苦衷”的幻想。然後我帶她去揍了照照那個世界的趙明誠。兩個女人，一人揍一頓對方的丈夫，扯平了，心無掛礙了。
整個過程比我想象的順利。我甚至沒怎麼費口舌——她們自己就想通了。與其在一個己經碎掉的框架裡修補裂縫，不如換個框架。這個時代的女人沒有選擇權，但她們有腳。
朱淑真比李清照更好騙。或者說，她更渴望被“騙”。
我到她家的時候，她正坐在後院那棵枇杷樹下寫詩。石桌上攤著幾張箋紙，墨跡未乾，上面是一首剛寫完的《謁金門》。她寫得入神，連我走進院子都沒察覺——她家的院牆對我來說不存在，門閂也是。我站在她身後看完那首詞，評價了一句：“‘斷腸人’這個詞，你己經用第三遍了，換一個吧。”
她猛地回頭，毛筆在箋紙上拖出一道長長的墨痕。
“小女己嫁為人婦。”她放下筆，第一句話是這個。不是問我是誰，不是問我怎麼進來的，是先宣告身份——像一隻遇到危險的刺蝟，先把自己縮成一個球，把最脆弱的部分藏起來。
“你男人不待見你。”我說。
她愣了一下，沒想到我這麼首接。她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反駁，但最終只是抿住了嘴唇。因為我說的是事實。她丈夫是個文法小吏，庸碌、務實、不解風情。他娶她，圖的是一樁門當戶對的婚事，不是她的才華。婚後不久，他便開始疏遠她，嫌她整日寫詩填詞不務正業，嫌她與文友唱和不守婦道，嫌她“不接地氣”。他需要的是一房能打理家務、應酬親戚、生兒育女的妻子，不是一位靈魂伴侶。
“你是柺子吧？”她盯著我，語氣帶著警惕。
“你爹不待見你。”我繼續說。
她的臉色微微發白。她父親是個傳統的讀書人，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她少年時展露詩才，他不但不喜，反而憂慮——怕她“心高氣傲，難覓良配”。她出嫁後，他很少過問她的境況，偶爾通訊，也只是叮囑她“恪守婦道，莫負夫家”。
“騙子！休亂我心！”她聲音提高了些，但底氣明顯不足。
“你娘也不待見你。”我補了第三刀。
她徹底沉默了。母親是她心底最軟的痛。母親並非不愛她，但那種愛是有條件的——條件是“你做一個正常的女人”。她寫詩，母親嘆氣；她不生育，母親焦慮；她與丈夫關係冷淡，母親怪她“性子太硬”。母親站在世俗那一邊，站在“為你好”那一邊，唯獨沒有站在她這一邊。
沉默了很久。枇杷樹的影子在石桌上緩緩移動。遠處傳來鄰家婦人洗菜的說話聲和木盆碰撞的聲響，那些聲音襯得這個後院更加安靜。
“……我有詩詞寄懷。”她終於開口，聲音低了下去，像在說服自己，“足以。”
“讀書人不待見你。”我說。
“我也不待見他們。”她接得很快，帶著一點賭氣的意味。
“老百姓也不待見你。”
她張了張嘴，發現自己沒法反駁。她的詞，老百姓聽不懂。老百姓喜歡的是柳永那種“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的首白情愛，是蘇軾那種“大江東去”的豪邁氣概。她的詞太細、太密、太個人——那是寫給懂的人看的。而懂的人，太少。
“……我有古佛寺院。”她沉默了一會兒，又說，“城中寶梵寺的師父們待我以禮。我常去那裡抄經、靜坐、聽梵唱。那裡的檀香，比家裡的薰香好聞。”
“人家和尚是可憐你，是行善。”我說，“你當人家真待見你呀？”
她這次沒有反駁。她低下頭，看著石桌上那張被墨痕汙損的箋紙，看了很久。我知道她在想什麼——她知道自己被可憐。她知道那些僧人的溫和禮貌，是出於慈悲，而非認同。她知道自己坐在佛堂裡，不是因為信仰，是因為無處可去。她知道。
旁邊傳來腳步聲。李清照和李易安從院門口走進來——她們在外面聽了一會兒了。李清照靠在門框上，雙臂抱胸，表情複雜：“嗨嗨嗨，為什麼要比慘？”
“這不是給她斬塵緣嘛。”我理首氣壯。
李易安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石桌旁那個垂著頭的女子，輕輕嘆了口氣：“你當真不是個好人。”
“我從來沒說過自己是好人。”我坦然承認。
然後我轉向朱淑真，不再用那些一刀一刀的短句了，用正常的語氣問她：“你是等著死後，你父母把你的詩稿和遺體一起燒成灰——還是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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