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很美好。”唐婉同意，“但這部法律有一個致命的漏洞——它沒有強制執行條款。”
“什麼意思？”瑞萌萌問。
“意思是，如果地主不遵守，政府不會處罰他。”唐婉說，“農民可以去告狀，但法院是地主開的，縣政府是地主開的，就連鄉鎮調解委員會也是地主開的。農民告狀的結果，往往是被以‘誣告’的罪名打一頓板子趕出來。”
“所以這部《土地法》，從頒佈的那一天起，就註定了是一紙空文。”
第五站，1937年，重慶。
戰時陪都。
山城霧氣瀰漫，街道狹窄擁擠。到處都是難民，到處都是傷兵。防空洞口排著長隊，警報聲不時響起。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唐婉說，“戰爭期間，土地問題被進一步擱置。政府忙於抗戰，無暇顧及土地改革。而地主階級則趁機囤積居奇，兼併土地。”
“戰爭讓農民的生活更加悲慘。壯丁被抓去當兵，土地無人耕種。地主抬高地租，放高利貸，逼迫農民賣地賣兒。抗戰八年，土地集中的程度達到了清朝末年以來最高。”
“而國民黨此時在做什麼呢？”馬秀英冷笑一聲，“他們在印鈔票。法幣貶值，物價飛漲，農民賣一斤糧食換回來的錢，買不回一盒火柴。土地改革？誰還記得土地改革？”
第六站，1947年，南京。
國民大會堂。
會場裡燈火輝煌，代表們穿著西裝和長袍馬褂，濟濟一堂。主席臺上掛著孫中山的遺像，兩側是青天白日旗和國民黨黨旗。會議的氣氛熱烈而莊重，代表們輪流上臺發言，慷慨激昂。
“1947年，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唐婉說，“在憲法中，‘耕者有其田’被再次寫入，作為基本國策。”
“但在同一年的實際工作中，國民黨做了什麼？”
她頓了頓，聲音變得更加平靜：“他們發動了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而在國統區，他們加強了保甲制度，強化了對農民的控制。土地改革不但沒有推行，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們開始抓捕和殺害那些要求減租減息的農民積極分子。”
“1947年，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民起義次數，創下了民國以來的新高。”
第七站，1948年，上海。
外灘。
我們站在黃浦江邊，對面是高樓林立的浦東——當然，1948年的浦東還是一片農田。外灘的西洋建築在夕陽下泛著金色的光芒，街上行人匆匆，黃包車伕拉著客人穿梭在車流中。
“1948年，國民黨統治的最後一年。”唐婉說，“這一年，國民政府發行了金圓券，強制收兌黃金、白銀和外幣。農民手中的最後一點積蓄，被這場金融掠奪洗劫一空。”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在臺灣啟動了土地改革——因為臺灣的地主階級和大陸的地主階級沒有利益關聯，改革阻力較小。但在大陸，他們至死都不敢觸動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為什麼？”蘇小狸問，“他們不是寫過‘耕者有其田’嗎？他們不是承諾過嗎？”
“因為他們己經忘了自己是誰。”馬秀英說，“1924年的國民黨，還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但到了1948年，他們己經變成了一個由地主、官僚、買辦組成的利益集團。他們不可能革自己的命。”
“所以他們帶著‘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到臺灣，在那裡成功地推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大陸，這個口號最終被他們親手埋葬。”
最後一站，1949年，南京。
總統府。
大門緊閉，院內的旗杆上，青天白日旗己經降下。幾個士兵正在收拾行李，準備撤離。牆角的廢紙簍裡，塞滿了檔案和檔案。一陣風吹過，幾張紙片飄了出來，在空中打著旋兒，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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