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上人來人往。有戴著高禮帽的紳士，有提著裙襬匆匆走過的淑女，有光著腳在泥漿裡奔跑的報童，有趕著馬車的車伕，馬車車輪碾過泥漿，濺起一片黑色的飛沫。一個賣花的小女孩站在街角，籃子裡面的花己經被煤灰染成了灰色。她咳嗽著，瘦小的肩膀在單薄的衣衫下瑟瑟發抖。
我攔住一個路人：“請問，迪安街怎麼走？”
那人看了我一眼——我這一身裝束在這個時代顯得格外突兀，方拖鞋、休閒褲、襯衫，沒有任何維多利亞時代的元素——但他可能把我當成了某個從殖民地來的怪人，勉為其難地指了個方向：“往前，左轉，第三個路口。”
“多謝。”
我繼續在泥漿裡跋涉。
走過了一個街區，我看到一群人圍在街邊。走近一看，是一個女人正在訓斥一個男孩。男孩大概七八歲，光著腳，褲子上全是泥漿，手裡攥著一個破布袋。女人尖銳的聲音在街道上回蕩：“你這個廢物！連一便士的煤都偷不到！今天沒飯吃！”
男孩低著頭，不敢說話。
旁邊一個老頭蹲在牆角，咳嗽得撕心裂肺。他的咳嗽聲裡帶著一種空洞的、像是從胸腔最深處刮出來的嘶啞。這是倫敦的常態——肺結核、傷寒、天花、霍亂，每一種病都在收割人命。1841年，倫敦男性的出生預期壽命只有40歲。在城市貧民窟裡，這個數字會降到16到30歲。
我繼續往前走。
迪安街。Soho區。
卡爾在倫敦的第一個真正的家，是迪安街28號。一座典型的狹窄喬治亞時代的房子，簡樸而雅緻。他在這裡度過了“悲慘的夏天”——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先後在迪安街的家中去世。
我站在迪安街的路口，抬頭看了看那些房子。煤氣燈在白天也亮著，昏黃的光線照在溼漉漉的街道上。空氣中瀰漫著煤煙、馬糞、陰溝和劣質肥皂的混合氣味。
我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後悔了。
“咳咳咳——”
我捂著嘴，咳嗽了好幾聲。這空氣，簡首是在謀殺。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方拖鞋——己經徹底變成了黑色，泥漿灌滿了鞋腔，每走一步都發出“咕嘰咕嘰”的聲音。我嘗試用法則之力清潔一下，但想了想，又放棄了。既然來了，就該體驗一下這個時代真實的樣子。卡爾在這個泥沼一樣的城市裡，寫出了《資本論》。他每天從迪安街走到大英博物館閱覽室，走的也是這樣的街道，踩的也是這樣的泥漿。
1850年6月，他獲得了大英博物館閱覽室的出入證。從那以後，他幾乎每天都在那裡寫作。閱覽室中央的7號桌，是他固定的座位。他的雙腳在座位下磨出了凹痕。
一個無視道德建設的人，在一個道德淪喪的城市裡，寫出了一部關於“資本”的鉅著。
諷刺嗎？
也許吧。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把方拖鞋從泥漿裡拔出來，朝著大英博物館的方向走去。
“卡爾，”我低聲念著這個名字，“我倒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你頭上的那道光環。”
霧，濃得化不開。我走在1849年的街道上，像一個來自未來的幽靈，踩著馬糞和汙水，朝著那個即將改變世界的思想家走去。
而我的手裡，沒有菜刀。
我有比菜刀更鋒利的東西——道德。
一個無視道德的人，最怕的不是刀，是鏡子。
而我，就是那面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