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冬天,北京冷得出奇。
林澈七歲了。這一年,他沒有再去北影廠的放映室,而是背起了書包,成了衚衕口小學的一年級學生。
上學這件事,對他來說純粹是浪費時間。加減法他早就會了,拼音漢字更是不在話下。但他必須去,必須裝成一個普通的孩子,必須學會和那些真正的小孩相處。
這比背一百個劇本還累。
這天放學回家,他發現父親在家,這在平時很少見。
“爸,你怎麼這麼早回來?”
父親坐在椅子上,面前放著一杯茶,已經涼了。他看著林澈,眼神有些複雜。
“小澈,爸跟你說個事。”
林澈心裡咯噔一下。
“廠裡在搞最佳化組合,有些人要下崗。你張大爺,老張,被列在名單裡了。”
林澈愣住了。
老張。
那個教他認膠片的老剪輯師,那個抱他看過無數次放映的老張,那個在《紅高粱》獲獎那天把他抱起來的老張。
他要下崗了?
“為什麼?”林澈問。
父親搖搖頭:“年紀大了,技術也舊了。現在都講究新裝置。新手法,他那一套,跟不上趟了。”
林澈沉默了。
他知道這是時代的必然。八十年代末,國企改革已經開始,北影廠這樣的老牌單位也不能倖免。那些把一輩子獻給膠片的老剪輯師。老攝影師。老美工,正在被時代一點點甩下。
可他心裡還是堵得慌。
晚上,父親帶他去老張家。
老張住在北影廠後面的筒子樓裡,一間小屋,擠得滿滿當當。牆上掛滿了獎狀和合影,櫃子上擺著各種膠片盒子,有些已經落滿了灰。
老張看見他們,笑了笑:“來了?”
他比幾個月前老了太多,頭髮白了大半,背也佝僂了。但眼睛還是亮的,看見林澈,眼睛更亮了。
“小傢伙,長這麼高了。上學了吧?”
林澈點點頭:“張爺爺好。”
老張把他拉過來,從櫃子裡拿出一個小盒子:“爺爺有個東西給你。”
開啟盒子,裡面是一疊膠片頭,用細繩捆著,整整齊齊。每一段膠片頭上都貼著小紙條,寫著片名和年份。
“這是《駱駝祥子》的。”老張拈起一段,“這是《邊城》的。這是《人生》的。這是《黃土地》的。這是《紅高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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