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娘，兩碗豆腐腦，加辣。」陳零說。
「喲，陳師傅，今天帶閨女啊？」攤主是個五十多歲的本地女人，笑起來眼角全是褶子。
「同事家的姑娘。」陳零說。
「同事家的姑娘大早上跟您一塊兒吃豆腐腦？」老闆娘眨眨眼，把兩碗豆腐腦端過來，辣子給陳零那碗多舀了一勺，「我跟您說，陳師傅，您這掃了一輩子地，該有個伴兒了。」
蘇曼的臉，「轟」的一下就紅了。
陳零端起碗，沒接話，只是低頭喝了一口湯。
老闆娘哈哈一笑，轉身又招呼別的客人去了。
蘇曼低著頭，把豆腐腦攪了又攪，半天沒敢抬眼。
十點半，陳零把她送到公交站。車來了，她上車，在車廂中段找到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車要開動的時候，她下意識地把頭轉向窗外。
陳零站在站牌下面，一隻手扶著掃帚——那把掃帚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又被他拎在了手裡，毛根照舊偏左十五度。
他看著她。
然後，他笑了一下。
很輕，很短，嘴角只往上抬了那麼一點點，眼角的皺紋擠了一下又鬆開。
蘇曼這兩個月看過這個男人很多種表情：冷的，平的，空的，裝糊塗的。
唯獨沒看過他笑。
她忽然覺得自己的耳朵在燒。
公交車開動了。她緊緊攥住了自己的袖口，聽見陳零的聲音隔著玻璃，像是隔著十年那麼遠地傳過來，又一次說出那句話：
「我就是掃個地的。」
這是這句話在她耳朵裡第四次出現。
第一次，在三月十四號的特勤處走廊。第二次，在四月一號被劉建輝的人按在牆上的時候。第三次，在五月二號紅傘會副會長跪在他面前的時候。這一次，他對著一輛要開走的公交車說。
每一次，這句話的分量都不一樣。
蘇曼忽然覺得，這句話其實不是說給別人聽的，是說給他自己聽的。
車駛出三百米，她從口袋裡掏出那個洗得發白的小筆記本，翻開，在新的一頁上寫了三行字。
不，這是陳零會寫的。她笑了一下，把這三行劃掉，重新在底下寫：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三號，他第一次衝我笑。
半秒。
我記著了。
同一時間，銀杏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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