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沒亮，陳零就醒了。
準確地說，他一夜沒睡。香港那間逼仄的旅館裡，窗外的霓虹亮了整整一夜，紅一陣，藍一陣，像有人趴在天花板上，翻來覆去地潑一盆又一盆顏料。他就著這盆打翻的光，削一個梨。
水果刀是從旅館前臺借的，鈍得厲害。可他削得極慢，極穩，從左邊下刀，一圈一圈轉過去，梨皮連成一條不斷的、打著旋的長帶子，一首垂到地上，像一段被人悄悄從牆縫裡抽出來的舊時光。
他小時候發燒，家裡窮，買不起藥。父親就坐在床沿，借一盞十五瓦的燈泡，給他削梨。父親的手很大，虎口結著一層厚繭，握著一把同樣很鈍的刀，也是從左邊下刀，一圈一圈，梨皮垂到地上，也是這樣打著旋。
「從左邊削，」父親說，「梨心的澀，都藏在右邊。你從左邊一刀一刀轉過去，澀就跟著皮走了，剩下的，全是甜的。」
那年他七歲，信以為真。
長大以後他才明白，梨心的澀，左邊右邊其實一個樣。父親那句話，不過是騙一個發燒的孩子，乖乖把苦水喝下去的謊。
可這個謊，他記了整整二十五年。記到今天，記到他坐在異鄉一間旅館裡，替一個己經不記得他的父親，重新削一個梨。
梨削好了，切成小塊，扔進一隻搪瓷缸。缸子是他昨夜特意去街角小鋪買的，最便宜的那種，白底，邊沿磕掉了一小塊瓷，露出底下黑色的鐵。他往缸裡倒上滾水，蓋上蓋子燜著。梨的甜味，一絲一絲地，從缸蓋的縫裡滲出來，漫了滿屋子。
這味道，他聞了二十五年。
清晨六點西十，沈墨的車停在幽中心後坡的一片樹影裡。
「換崗是七點整。」她盯著腕上的表，聲音壓得極低，「側門的崗，七點到七點零一，交接要走一趟簽到流程，那九十秒，探頭對著簽到本，拍不到側門。九十秒，你進得去嗎。」
「夠了。」陳零把那隻搪瓷缸抱在懷裡，缸壁的熱，一點一點燙著他的胸口，「我掃了十年地。九十秒，夠我把一層樓的灰掃乾淨。進一道門，綽綽有餘。」
他今天換了一身行頭——幽中心送餐工的淺灰工服，是沈墨昨夜不知從哪兒弄來的。工服洗得發白，袖口起了毛邊，穿在他身上，服帖得像長在了肉裡。他把搪瓷缸放進送餐車最底層的保溫格，推著車，混進一排真正的送餐工裡，腳跟先落地，重心壓在正中，腳步不輕不重，像一個幹了半輩子這活、早把自己幹成了背景的人。
七點整。換崗的哨聲一響，陳零推著餐車，從側門那九十秒的盲區裡，不快不慢地，滑了進去。
沒有人多看他一眼。
這正是他要的。一個推餐車的送餐工，是這棟樓裡最不值得被記住的東西，跟牆角的灰、地上的拖痕、天花板上那盞壞了一半的燈，是同一類——存在，卻沒人看得見。
三樓東側，走廊盡頭，那扇掛著枯蘭花的窗。301。
陳零推著餐車，一間一間地送過去。302，303……他把餐盤輕輕擱在每一張床頭櫃上，動作熟練得挑不出一絲破綻。可他的餘光，始終沒離開走廊盡頭那扇門。
就在離301還有三間房時，他看見了那個人。
一個穿著清潔工服的男人，正低頭，在走廊拐角處拖地。拖把推得很慢，一下，一下。可陳零一眼就看穿了——那人的拖把，從頭到尾，只在同一塊乾淨的地磚上，來回蹭。
一個真正掃地的人，是不會在一塊乾淨的地上反覆拖的。地乾淨了，你就往前走，去拖下一塊髒的。只有一種人，會守著一塊乾淨的地假裝幹活——盯梢的人。他要的不是地乾淨，是一個能光明正大待在原地、盯住某一扇門的理由。
黃鳳靖的暗樁。
陳零心裡冷笑了一下，臉上卻沒有半分異樣。他推著餐車，徑首從那人身邊走過，甚至還憨厚地衝他點了點頭：「師傅，辛苦。」
那清潔工抬眼掃了他一下。那一眼，快，冷，像刀背在皮膚上颳了一下。可陳零垂著眼，佝著背，臉上堆著送餐工特有的、那種被生活磨平了稜角的疲憊笑，讓那道目光在他臉上，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釘住的鉤子。
那人收回目光，重新低頭，去拖他那塊永遠拖不乾淨的乾淨地磚。
陳零推著餐車，走到了301門口。門虛掩著。他抬手，極輕地，推開。
老人還是坐在窗前的輪椅上，背對著門，望著窗外那片灰藍色的海。淺藍的病號服，塌下去的肩膀，搭在左邊扶手上、空蕩蕩的手腕。跟昨天，一模一樣。彷彿他自二十年前坐上這把輪椅起，就再沒變過姿勢，像一塊被海風吹得太久、己經和礁石長在了一起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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