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幹啥？！”他嗓子也大，比蘇晚還大，“你躲開！危險！”
“我不躲。”蘇晚說。聲音還在抖。她能感覺到自己的膝蓋是軟的，不是那種要跪下去的軟，是站不穩的軟，像踩在冰面上。她兩條腿在微幅地晃，但她在站著。
“這口井下面可能有人。”她說。
李工頭愣了一秒，然後臉漲紅了：“你說啥？有人？井底下有人？你瘋了吧？”
“不是現在的人。”蘇晚說，“是以前。三十年前。這口井可能跟一樁案子有關係，你們如果挖了就是破壞現場。”
“什麼案子？你誰啊？”李工頭的聲音降下來了，不是怕了，是用一種“跟瘋子說話”的語氣。
“我叫蘇晚，這院子的房主。”蘇晚說，“我報了警。”
這三個字說出來之後，院子裡的空氣變了一下。
不是誇張的那種變。是——幾個工人原本在旁邊看熱鬧，聽到“報警”兩個字，他們互相看了一眼，手裡的煙沒往嘴裡送了。駕駛員從駕駛室裡探出半截身子，往下看著蘇晚，表情從漠然變成了猶豫。李工頭嘴角的痦子隨著他咬腮幫子的動作一動一動的。
“你報了警？”他問，語氣裡多了一層確認的意思。
“今早打的110。”蘇晚說，“我告訴他們這口井可能跟三十年前的一樁案子有關，井底下可能有物證。”
她說“物證”這個詞的時候，舌頭差點打結。這不是她日常會用的詞，是從電視劇裡學來的，說出來覺得生硬，像是穿了別人的鞋。但她說了，因為她知道這個詞管用。
“物證”比“東西”管用。“案子”比“事情”管用。“三十年前”比“以前”管用。
每一個詞都是她昨晚躺在西廂房的床上、盯著天花板想了一夜選出來的。
李工頭站在那裡，一隻手叉腰，一隻手捏著對講機。對講機裡丁大勇的聲音在滋滋響——丁大勇在另一個工地上，遠端指揮。李工頭沒按通話鍵，他在猶豫。
“你站這兒也沒用，”他說，但口氣己經不兇了，“警察要真來，那我就等警察來。警察不來，我得幹活。”
“他們會來。”蘇晚說。
她希望他們會來。
她站在挖掘機前面，太陽曬在頭頂上。早上八點的太陽還沒那麼毒，但站了十分鐘之後，後背開始出汗了。她穿的是件深灰色的薄外套，汗從脊樑骨往下淌，一條線，涼的。
工人們坐在車斗邊上抽菸，沒人過來勸她走。李工頭打了個電話，走到院子角落，背對著她，聲音壓低了。蘇晚聽見他說“……有人攔著……說是報了警……”然後聽不清了。
二十分鐘。
蘇晚的腿開始發麻了。不是那種蹲久了的麻，是站立太久、肌肉僵硬、血液迴圈不好的那種鈍麻。她很想把重心從左腳換到右腳，但不敢動——動了就顯得不穩，不穩就顯得心虛。她得站得像一根樁。
趙小禾從院門外探進半個腦袋，看見蘇晚站在挖掘機前面，臉一下白了。她想進來，又不敢，站在門口眼淚汪汪的。
蘇晚朝她擺了擺手，意思是“別進來”。
趙小禾沒進。
又過了十分鐘，巷子口傳來摩托車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