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勞工領域的法治建設邁出重要一步。
南洋的工業化，催生了龐大的工人群體。到1962年，全國工人總數突破五百萬人，其中製造業工人佔百分之六十。
工人的權益保障，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
此前，勞資關係主要靠行政協調。工人和工廠發生糾紛，由勞工部門出面調解。
調解不成的，工人往往採取罷工、怠工等方式施壓，工廠則用開除、扣工資等方式報復，勞資矛盾時有激化。
1962年，《勞工保障法》頒佈。這部法律的核心是平衡——既要保障工人的基本權益，又要維護企業的正常經營。
法律規定:工人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西十八小時，加班必須支付加班費。
工人享有每週至少一天的休息日，法定節假日帶薪休假;工廠必須為工人繳納工傷保險，工傷期間的醫療費、誤工費由工廠承擔。
工廠不得隨意開除工人，解僱必須有正當理由並支付補償金。
同時，法律也規定:工人不得無故曠工、怠工，不得破壞生產裝置，不得在工作時間從事與工作無關的活動。
罷工必須經過工會批准，提前向勞工部門報備，不得采取暴力手段。
1963年，第一起勞工維權案在檳城審理。
檳城一家紡織廠，有女工三百餘人。工廠老闆為了趕訂單，要求女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週工作七天，連續加班一個月。女工們疲憊不堪，多人累倒在工作崗位上。
更惡劣的是，老闆拖欠工資。女工們加班一個月的工資，老闆只發了一半，說“工廠資金緊張，剩下的下個月補”。
到了下個月，不但沒補，連當月工資也只發了一半。
女工們忍無可忍，推選了幾名代表與老闆交涉。老闆不但不解決問題，還開除了這幾名代表。
案件被勞工部門移送至法院。法院審理後認定，工廠違反《勞工保障法》多項規定:超時加班、拖欠工資、非法解僱工人代表。
法院判決:工廠立即補發所有拖欠工資及加班費，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並處行政罰款五千元。
同時，法院向勞工部門建議，將該工廠列入“用工黑名單”，限制其參與政府採購、享受稅收優惠。
判決後，主審法官對旁聽的企業代表們說:“你們是工廠的老闆，但不是工人的主人。工人用勞動換取報酬，你們用資本獲取利潤，這是平等的契約關係。”
“契約必須遵守，權益必須保障。那些把工人當牛馬使喚、把工資當施捨發放的老闆，法律饒不了你們。”
這番話被報紙廣泛報道，成為勞工權益保護的標誌性言論。
《勞工保障法》實施後的兩年，勞工部門共受理投訴五千餘件，調解成功百分之八十，移送法院審理五百餘件。勞資矛盾顯著緩解，工人的權益意識開始覺醒。
1964年，社會治安領域的法治建設進一步加強。
隨著城市化程序加快，城市治安面臨新的壓力。盜竊、搶劫、詐騙、鬥毆等違法犯罪呈上升趨勢。民眾對治安問題反映強烈。
李光耀政府的應對是“嚴打”——對街頭犯罪、暴力犯罪、團伙犯罪實行零容忍。
1964年，《社會治安管理條例》出臺。條例賦予警方更大的執法權:對可疑人員可以盤查、留置。
對治安重點區域可以設卡檢查;對聚眾鬥毆、尋釁滋事的，可以當場採取強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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